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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文学湘军”记忆

文章作者:admin / 发表时间:2019-11-08 / 点击:

  从1982年首届茅盾文学奖,湖南独揽三分之一的奖项;到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1979年到1985年,湖南夺得“七连冠”;到湖南作家摘得最近连续两届鲁迅文学奖。文学湘军有过爆发,有过割裂,有过沉寂,有过重振。

  彭见明永远记得1982年的那个秋天。29岁的他为了安心写作,从岳阳平江县剧团躲去了一个离县城八十多里地的小镇上。饭店里一个仅能放置一床一桌的楼梯间成了他的工作室。

  把自己关起来专心写小说,这算是彭见明的“卧薪尝胆”。那一年的春天,长沙举行了湖南省文艺创作授奖大会。这次文艺创作评奖活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全省规模最大的一次。参加评奖的是粉碎“”以后到1981年7月底止这个阶段的作品。共评出获奖作品370件、获奖作者460人。获奖文学作品中,有莫应丰的《将军吟》、古华的《芙蓉镇》、谭谈的《山道弯弯》等。这一次评奖既是对湖南之前一段时期文艺创作的检阅,更是攀登文学艺术高峰的新起点。

  1982年底,首届茅盾文学奖揭晓,在6部获奖作品中,湖南占了两席,分别是莫应丰的《将军吟》、古华的《芙蓉镇》。

  “看见与我年龄相仿的同代人都得了全国小说奖、名扬天下了,我很是眼热他们,就丢下剧团画布景的画笔拿起了钢笔。”彭见明说。

  那时候没有电话可打,小镇上的他要与外界联系,必须去到一个小小的邮政所里寄信,一来二去的便与那里的邮递员们混熟了。他们知彭见明是来这里写作的,便对他说:“你要写一写我们的乡邮员……”

  之后,就有了那篇著名的《那山那人那狗》。1983年,《那山那人那狗》发表于上海《萌芽》杂志,这是彭见明公开发表的第5篇小说,并荣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在这前后,从1979至1985年,连续7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湖南共9件作品获得殊荣,周立波、叶蔚林、韩少功、蔡测海、彭见明、何立伟、刘舰平等人榜上有名,成为全国唯一的“七连冠”获奖省份。与此同时,孙健忠、水运宪、谭谈等4人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湖南作家因此获得了“文学湘军”的美誉。这是湖南文学的“黄金时代”。

  “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七连冠’。这个成绩当时在中国是比较壮观的。”37年之后的这个秋天,彭见明卸去了湖南省文联的职务,在家写作出书、画画办展的同时,还再一次跨界,做了建筑设计师,正忙于家乡平江的一栋民俗建筑。再次与记者谈起湖南文学的黄金时代,依然带着浓浓的兴奋与骄傲。

  彭见明说,在上世纪80年代,大众对“文学湘军”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当时文艺界公认中国有两大文学阵容,一个是“北京作家群”,另一个就是“文学湘军”,当时湖南的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是引人注目的。改革开放最初的12年里,湖南作家在全国性的文学大奖评选中,获奖30多次。

  北方的《诗经》“辞约而旨丰”,南方的《楚辞》则“耀艳而深华”。毋庸讳言,文学既有中心地带,又有边缘集群,即文学具有地域性。一个国家文学的繁荣与发展是由一个个地域性文学的繁荣与发展支撑起来的。而地域性文学的发展,既与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又与一个地域的民族气质、审美情趣、生活习俗密不可分。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湖南作家为什么会迎来黄金时代,取得“七连冠”这样的成就呢?

  “我们这一批人都是对艺术对文化如饥似渴的状态,迫不及待。”彭见明说,这一批得奖作家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三五年,所以到上世纪80年代时,他们大的40多岁,小的30多岁。“作家的经历非常重要,这个年龄层次的作家,他们经历过一些苦难,生活积累比较丰富。这一批人的生活经历和年龄比较整齐,大家的阅历,都相差不大。我们都是文革以后呈现出来的,无论是阅历还是知识结构,都比较整齐。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没有读什么书,没有正规的文凭,但也正因为这一点,对知识、文化、文学的追求,很向往,很虔诚。”

  另一方面,是历史的积淀。沈从文、丁玲、周立波等一大批作家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谱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章。共和国诞生前夕,两部获斯大林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是由丁玲和周立波两位湖南作家所作。新中国成立后,经过近40年的积淀,至上个世纪80年代,形成了老中青三代蔚为壮观的湖南作家群。

  彭见明说:“我们受到了湖南一批名作家的影响。他们写了很多好的作品,他们就在我们身边,还给我们讲过课,对我们这一批人影响很大。尤其是沈从文,当时一看他的书,我就觉得他是中国最好的作家,就是湖南人,就在我们身边,而且还健在。老一辈名作家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而且我们都得到过他们的面授,聆听过他们的教导,执着于阅读他们的作品。”

  彭见明说,这一批上世纪80年代的湖南作家,关系非常好。大家团结和睦,互相学习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提携,有很好的文学气氛。老作家爱惜新作家,年轻作家敬重老作家。每一年小说得奖,全省的作家都十分高兴。大家都把某位作家的成就,当成湖南的荣誉,当成大家的成就。这种气氛影响了文学湘军的斗志,也影响了作家们写作的热情,维持了一种很好的创作气氛。

  在彭见明眼里,上世纪80年代这些作家结构丰富。有矿工、有农民、有知青,有省会作家、有底层作家、有少数民族作家等等,每个作家扎在自己的圈子和生长环境,每个人有自己的写法和自己的味道。这就构成了湖南作家的多样性,构成了文学湘军创作的丰富性,各树一帜,这也是引起全国关注的一个亮点。不像有的群体,相互抄袭、相互模仿。

  “湖南作家跟湘楚文化有关系,有独立意识、独立建树、独立的创作思考和创作历程,形成了多样性和丰富性,构成了绚丽多彩的湘军文学风貌。”彭见明说。

  “文学湘军自上世纪80年代始盛名播于国内外,发展至今,既有经典性的旗帜性人物,也有风格各异、文体兼备的作家,形成了气质鲜明、整体突出、形势喜人的创作群体。这个创作群体拥有显著的自身标签,这个标签并不含有褒贬之意,而是对文学湘军所具有的创作特质的一种确认,即以忧患意识、爱国精神和民族意识观照社会万象,表现国家和民族的苦与悲、爱与乐。”当代作家、评论家、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聂茂教授如是评价。

  聂茂用七卷专著“中国经验与文学湘军发展研究”书系研究和阐释文学湘军的发展。他认为,家国情怀是文学湘军的一大创作特质,也是一个最显著的标签。自屈原以降,直至进入新世纪文学,为什么李嘉诚儿子愿给梁洛施5亿分手费不看不知道这一种特质从未退出文学湘军的创作视野。

  “文学湘军的家国情怀既包括已然成为历史的中国经验,也包括当下的中国现实。既是对过去中国历史的文学表达和确认,追根溯流寻求民族精神气质,也是对当下现实本质的一种探索,关注社会发展及民族未来走向。”

  聂茂说,湖南在中国不属于发达地区,也不属于落后地区,这样的一种坐落于中部的位置,给了湘籍作家既可能参与当下最新发展态势,也能偏安一隅作冷静思考的双重视角。湖南是一个拥有悠久文化传统和深厚历史根基的文学大省,湖湘文化成为许多湖南作家创作的精神资源和价值追求,他们自觉地把“感时忧国”和“敢为人先”作为人生的要义,把“经世致用”和“文以载道”作为写作的基本原则,作家们有着普遍的政治情结、现实关切和使命意识。

  聂茂说,与改革开放以来习惯性地让中国向世界靠拢,用西方的文学理论概念来创作不同,文学湘军往往以本土历史和湖湘文化为基点,对本土的变化现象进行热切关注、冷静思考。他们极其真诚地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关注中国的劳工问题、干部腐败问题、城市女性生存状态等等。在商业化的浮躁社会中,文学湘军依然执着于纯文学的创作立场,用文学为读者“开辟一个精神空间,提供一个心灵视角,陪伴读者去观照现实、认识自己”。

  “爱国,是文学湘军家国情怀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主题词,几乎每个湖南作家都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大地和人民,用独特的充满大写的情感来爱,并且还用独特的方式来充分地表达这种爱。”聂茂说。

  聂茂表示,彭见明的书写带着温暖的色调、青草的气息和优美的旋律,彰显生命的高贵,唤起了人类的普遍同情和人道关怀。韩少功的作品试图改良人、改变社会,有着强烈使命感和自省精神;残雪的作品让我们明白每个生命都有能力释放出郁存于内心的潜伏的力量,感受自己灵魂的勇敢和坚强;谭谈的作品多视角展示自己在社会转型的阵痛中对国家、民族、社会与生命个体的深度思考;孙健忠的作品执着于把湘西土家族人民的生活及文化带入中国文坛……文学湘军的创作主体一直关心着家与国、集体与民族、社会与个人,很好地体现了文学湘军的责任意识与使命情怀,这种责任意识与使命情怀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相反,它如同血脉、筋络与气质一样,连结到每个作家身上,成为生命个体的一部分,成为血与肉的生命整体,进而浓缩成伟大时代的文化镜像。

  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整个90年代以来,湖南文学进入到一个沉静期。而此时的文学陕军以及北京、上海等文学中心地带的作家佳作频出,风光无限。为什么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以来的十多年时间里,除少数民族文学大奖外,湖南作家竟无一篇获全国性大奖?文学湘军究竟怎么了?

  “可以说,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以来湖南文学经历了十余年的沉静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和作家日益边缘化的真实写照。至少有两个以上的原因。”聂茂分析,“第一,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是文学湘军整体实力有所削弱。莫应丰英年早逝,韩少功、叶蔚林、蒋子丹等实力派作家远奔海南,他们对海南的文学起到了很大的推动和帮助,但却是湖南文学队伍的一个损失,是文学湘军队伍的外流。”

  “第二个原因,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文学本身已经不像上世纪70年代末80世纪初那么引人注目,文学不再是生活的中心,回归到它自身的状态,本身进入了一个沉淀、沉潜的状态。与此相关的,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中间几次文学思潮,跟政治风向以及人们的意识形态生活有关。以前人们业余生活只能读书,后来供选择的娱乐活动更多了,公众对读书不再像以前那么渴望,这对作家自身的成长也产生了影响。湖南文学队伍受到商业大潮的冲击和各种外部影响,急剧裂变和分化,写作不再是作家的唯一选择,很多作家在那个时候下海了。这就是文学湘军在上世纪末沉寂下来的原因。”聂茂说。

  喧哗与骚动之后,包括文学湘军在内的中国文学开始呈现平稳,走向成熟,彰显从容与自信。这个时期全国涌现出一大批传播中国核心价值和文学理想的精品力作。唐浩明的历史小说《曾国藩》《杨度》《张之洞》在全国都具有标志性的影响力,阎真的《沧浪之水》、彭见明的《玩古》以及残雪、王跃文、何顿等人的小说融思想性、艺术性于一体,充分展示了中华文化和美学精神,为文学湘军赢得了新的声誉和尊重。

  90年代中期以后,湖南作家队伍出现了3个特色鲜明的作家群,即60年代作家群、女作家群、儿童文学作家群,其中儿童文学作家群影响最大,被誉为“童话湘军”。庞敏的散文《淡淡的白梅》、汤素兰的童话《小朵朵与半个巫婆》和《笨狼的故事》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新世纪以来的10余年,文学湘军又有十余件作品获得全国性文学大奖,其中,田耳《一个人张灯结彩》、欧阳友权《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王跃文《漫水》、纪红建报告文学《乡村国是》先后斩获鲁迅文学奖。

  “我们似乎感觉到这是文学湘军的重新崛起。其实,这并不叫重新崛起,而是一个延续。”聂茂说,“这其实是上世纪80年代末文学湘军被撕裂之后重新愈合的自然过程,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包括作家写作本身,也需要一个对生活的审视和深度观察之后突破自我的过程,所以,文学湘军在这时的崛起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不过唐浩明是一个例外,他是从编辑回归到创作,并引起反响。”

  “与之前文学湘军沉寂十年相对应的,文学湘军的重新崛起也有三个方面的原因。”聂茂分析,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不再仅仅满足于物质的享受,读者越来越重视精神上的需要,需要文学的滋养。第二,国家对文学的重视程度提高了,对文学的复苏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第三,是作家自身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他们重新出发,重新成长,也会有新的作品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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